——寄《濤聲》編輯的一封信

編輯先生:

我常常看《濤聲》,也常常叫“快哉!”但這回見了周木齋先生那篇《罵人與自罵》,其中說北平的大學生“即使不能赴難,最低最低的限度也應不逃難”,而致慨於五四運動時代式鋒芒之銷儘,卻使我如骨鯁在喉,不能不說幾句話。因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張正相反,以為“倘不能赴難,就應該逃難”,屬於“逃難黨”的。

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,“疑心是北京改為北平的應驗”,我想,一半是對的。那時的北京,還掛著“共和”的假麵,學生嚷嚷還不妨事;那時的執政,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團體為他開了“上海各界歡迎段公芝老大會”的段祺瑞先生,他雖然是武人,卻還冇有看過《莫索理尼傳》。然而,你瞧,來了呀。有一回,對著請願的學生畢畢剝剝的開槍了,兵們最受瞄準的是女學生,這用精神分析學來解釋,是說得過去的,尤其是剪髮的女學生,這用整頓風俗的學說來解說,也是說得過去的。總之是死了一些“莘莘學子”。然而還可以開追悼會;還可以遊行過執政府之門,大叫“打倒段祺瑞”。為什麼呢?因為這時又還掛著“共和”的假麵。然而,你瞧,又來了呀。現為黨國大教授的陳源先生,在《現代評論》上哀悼死掉的學生,說可惜他們為幾個盧布送了性命;《語絲》反對了幾句,現為黨國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《晶報》上發表一封信,說這些言動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。這實在已經有了北平氣味了。

後來,北伐成功了,北京屬於黨國,學生們就都到了進研究室的時代,五四式是不對了。為什麼呢?因為這是很容易為“反動派”所利用的。為了矯正這種壞脾氣,我們的政府,軍人,學者,文豪,警察,偵探,實在費了不少的苦心。用誥諭,用刀槍,用書報,用煆煉,用逮捕,用拷問,直到去年請願之徒,死的都是“自行失足落水”,連追悼會也不開的時候為止,這才顯出了新教育的效果。

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關,我想,天下是太平了的,“必先安內而後可以攘外”。但可恨的是外患來得太快一點,太繁一點,日本人太不為中國諸公設想之故也,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責難。

看周先生的主張,似乎最好是“赴難”。不過,這是難的。倘使早先有了組織,經過訓練,前線的軍人力戰之後,人員缺少了,副司令下令召集,那自然應該去的。無奈據去年的事實,則連火車也不能白坐,而況平日所學的又是債權論,土耳其文學史,最小公倍數之類。去打日本,一定打不過的。大學生們曾經和中國的兵警打過架,但是“自行失足落水”了,現在中國的兵警尚且不抵抗,大學生能抵抗麼?我們雖然也看見過許多慷慨激昂的詩,什麼用死屍堵住敵人的炮口呀,用熱血膠住倭奴的刀槍呀,但是,先生,這是“詩”嗬!事實並不這樣的,死得比螞蟻還不如,炮口也堵不住,刀槍也膠不住。孔子曰:“以不教民戰,是謂棄之。”我並不全拜服孔老夫子,不過覺得這話是對的,我也正是反對大學生“赴難”的一個。

那麼,“不逃難”怎樣呢?我也是完全反對。自然,現在是“敵人未到”的,但假使一到,大學生們將赤手空拳,罵賊而死呢,還是躲在屋裡,以圖倖免呢?我想,還是前一著堂皇些,將來也可以有一本烈士傳。不過於大局依然無補,無論是一個或十萬個,至多,也隻能又向“國聯”報告一聲罷了。去年十九路軍的某某英雄怎樣殺敵,大家說得眉飛色舞,因此忘卻了全線退出一百裡的大事情,可是中國其實還是輸了的。而況大學生們連武器也冇有。現在中國的新聞上大登“滿洲國”的虐政,說是不準私藏軍器,但我們大中華民國人民來藏一件護身的東西試試看,也會家破人亡,——先生,這是很容易“為反動派所利用”的嗬。

施以獅虎式的教育,他們就能用爪牙,施以牛羊式的教育,他們到萬分危急時還會用一對可憐的角。然而我們所施的是什麼式的教育呢,連小小的角也不能有,則大難臨頭,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。自然,就是逃也不見得安穩,誰都說不出那裡是安穩之處來,因為到處繁殖了獵狗,詩曰:“趯趯毚兔,遇犬獲之”,此之謂也。然則三十六計,固仍以“走”為上計耳。

總之,我的意見是:我們不可看得大學生太高,也不可責備他們太重,中國是不能專靠大學生的;大學生逃了之後,卻應該想想此後怎樣纔可以不至於單是逃,脫出詩境,踏上實地去。

但不知先生以為何如?能給在《濤聲》上發表,以備一說否?謹聽裁擇,並請

文安。

羅憮頓首。一月二十八夜。

再:頃聞十來天之前,北平有學生五十多人因開會被捕,可見不逃的還有,然而罪名是“藉口抗日,意圖反動”,又可見雖“敵人未到”,也大以“逃難”為是也。

二十九日補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