罵殺與捧殺

現在有些不滿於文學批評的,總說近幾年的所謂批評,不外乎捧與罵。

其實所謂捧與罵者,不過是將稱讚與攻擊,換了兩個不好看的字眼。指英雄為英雄,說娼婦是娼婦,表麵上雖像捧與罵,實則說得剛剛合式,不能責備批評家的。批評家的錯處,是在亂罵與亂捧,例如說英雄是娼婦,舉娼婦為英雄。

批評的失了威力,由於“亂”,甚而至於“亂”到和事實相反,這底細一被大家看出,那效果有時也就相反了。所以現在被罵殺的少,被捧殺的卻多。

人古而事近的,就是袁中郎。這一班明末的作家,在文學史上,是自有他們的價值和地位的。而不幸被一群學者們捧了出來,頌揚,標點,印刷,“色借,日月借,燭借,青黃借,眼色無常。聲借,鐘鼓借,枯竹竅借……”“借”得他一榻胡塗,正如在中郎臉上,畫上花臉,卻指給大家看,嘖嘖讚歎道:“看哪,這多麼‘性靈’呀!”對於中郎的本質,自然是並無關係的,但在未經彆人將花臉洗清之前,這“中郎”總不免招人好笑,大觸其黴頭。

人近而事古的,我記起了泰戈爾。他到中國來了,開壇講演,人給他擺出一張琴,燒上一爐香,左有林長民,右有徐誌摩,各各頭戴印度帽。徐詩人開始紹介了:“唵!嘰哩咕嚕,白雲清風,銀盤……當!”說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樣,於是我們的地上的青年們失望,離開了。神仙和凡人,怎能不離開呢?但我今年看見他論蘇聯的文章,自己聲明道:“我是一個英國治下的印度人。”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。大約他到中國來的時候,決不至於還胡塗,如果我們的詩人諸公不將他製成一個活神仙,青年們對於他是不至於如此隔膜的。現在可是老大的晦氣。

以學者或詩人的招牌,來批評或介紹一個作者,開初是很能夠矇混旁人的,但待到旁人看清了這作者的真相的時候,卻隻剩了他自己的不誠懇,或學識的不夠了。然而如果冇有旁人來指明真相呢,這作家就從此被捧殺,不知道要多少年後才翻身。

十一月十九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