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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時,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,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,信用日見其好了,真所謂蒸蒸日上。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,也知道這既便當,又可靠,很樂意收受,行使了。至於稍明事理的人,則不必是“特殊知識階級”,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,來自討無謂的苦吃。想來,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彆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,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,而且多是本國的。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。

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,蔡鬆坡先生溜出北京,到雲南去起義。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,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。雖然停止兌現,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;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,不說不要,卻道找不出零錢。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,我不知道怎樣,但倘使隻要買一枝筆,一盒菸捲呢,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?不但不甘心,也冇有這許多票。那麼,換銅元,少換幾個罷,又都說冇有銅元。那麼,到親戚朋友那裡借現錢去罷,怎麼會有?於是降格以求,不講愛國了,要外國銀行的鈔票。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,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,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。

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,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,幾乎要絕食,很有些恐慌。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,恐怕也就這樣的罷;至多,不過更深更大罷了。我隻得探聽,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?說是冇有行市。幸而終於,暗暗地有了行市了:六折幾。我非常高興,趕緊去賣了一半。後來又漲到七折了,我更非常高興,全去換了現銀,沉墊墊地墜在懷中,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。倘在平時,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,我是決不答應的。

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,沉墊墊地覺得安心,喜歡的時候,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,就是: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,而且變了之後,還萬分喜歡。

假如有一種暴力,“將人不當人”,不但不當人,還不及牛馬,不算什麼東西;待到人們羨慕牛馬,發生“亂離人,不及太平犬”的歎息的時候,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,有如元朝定律,打死彆人的奴隸,賠一頭牛,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,恭頌太平的盛世。為什麼呢?因為他雖不算人,究竟已等於牛馬了。

我們不必恭讀《欽定二十四史》,或者入硏究室,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。隻要一翻孩子所讀的《鑒略》,——還嫌煩重,則看《曆代紀元編》,就知道“三千餘年古國古”的中華,曆來所鬨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。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“曆史教科書”一流東西裡,卻不大看得明白了,隻彷彿說:咱們向來就很好的。

但實際上,中國人向來就冇有爭到過“人”的價格,至多不過是奴隸,到現在還如此,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,卻是數見不鮮的。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,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麵,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麵。強盜來了,就屬於官,當然該被殺掠;官兵既到,該是自家人了罷,但仍然要被殺掠,彷彿又屬於強盜似的。這時候,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,拿他們去做百姓,——不敢,是拿他們去做牛馬,情願自己尋草吃,隻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。

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,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,自然就“皇恩浩蕩”了。可惜的是往往暫時冇有誰能定。舉其大者,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,黃巢的時候,五代時候,宋末元末時候,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,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。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,不服役納糧的要殺,服役納糧的也要殺,敵他的要殺,降他的也要殺: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。這時候,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,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,無論仍舊,或者新頒,總之是有一種規則,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。

“時日曷喪,予及汝偕亡!”憤言而已,決心實行的不多見。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,紛亂至極之後,就有一個較強,或較聰明,或較狡滑,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,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。厘定規則:怎樣服役,怎樣納糧,怎樣磕頭,怎樣頌聖。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。於是便“萬姓臚歡”了;用成語來說,就叫作“天下太平”。

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,修史時候設些什麼“漢族發祥時代”“漢族發達時代”“漢族中興時代”的好題目,好意誠然是可感的,但措辭太繞灣子了。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——

一,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;

二,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。

這一種循環,也就是“先儒”之所謂“一治一亂”;那些作亂人物,從後日的“臣民”看來,是給“主子”清道辟路的,所以說:“為聖天子驅除雲爾。”

現在入了那一時代,我也不瞭然。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,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,道學家的熱心複古,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。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?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,稍富的遷進租界,婦孺則避入教堂裡去了,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“穩”,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。總而言之,複古的,避難的,無智愚賢不肖,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,就是“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”了。

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,永久滿足於“古已有之”的時代麼?都像複古家一樣,不滿於現在,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?

自然,也不滿於現在的,但是,無須反顧,因為前麵還有道路在。而創造這中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,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!

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,加之以外國人。我常常想,凡有來到中國的,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,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,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!

鶴見佑輔氏在《北京的魅力》中,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,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,但五年之後,還在北京,而且不想回去了。有一天,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——

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,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,談話就從古董,畫,政治這些開頭。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,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。什麼無產階級呀,Proletariat呀那些事,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颳風。

我一麵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,一麵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“魅力”的這東西。元人也曾征服支那,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;滿人也征伐支那,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。現在西洋人也一樣,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呀,什麼什麼呀,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。一經住過北京,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。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,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,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。

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。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,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征服者的大宴。中國人的耐勞,中國人的多子,都就是辦酒的材料,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。西洋人初入中國時,被稱為蠻夷,自不免個個蹙額,但是,現在則時機已至,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,獻於金,獻於元,獻於清的盛宴,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。出則汽車,行則保護:雖遇清道,然而通行自由的;雖或被劫,然而必得賠償的;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,還使官兵不敢開火。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?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,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;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,也許反而欣然色喜,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。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,美其名以自欺曰“和親”,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,又美其名曰“同化”。所以倘有外國的誰,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,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,這纔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!

但我們自己是早已佈置妥帖了,有貴賤,有大小,有上下。自己被人淩虐,但也可以淩虐彆人;自己被人吃,但也可以吃彆人。一級一級的製馭著,不能動彈,也不想動彈了。因為倘一動彈,雖或有利,然而也有弊。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——

天有十日,人有十等。下所以事上,上所以共神也。故王臣公,公臣大夫,大夫臣士,士臣皁,皁臣輿,輿臣隸,隸臣僚,僚臣仆,仆臣台。(《左傳》昭公七年)

但是“台”冇有臣,不是太苦了麼?無須擔心的,有比他更卑的妻,更弱的子在。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,他日長大,升而為“台”,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,供他驅使了。如此連環,各得其所,有敢非議者,其罪名曰不安分!

雖然那是古事,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,但“複古家”儘可不必悲觀的。太平的景象還在:常有兵燹,常有水旱,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?打的打,革的革,可有處士來橫議麼?對國民如何專橫,向外人如何柔媚,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?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,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冇,隻有滿人已經退席,和先前稍不同。

因此我們在目前,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,有燒烤,有翅席,有便飯,有西餐。但茅簷下也有淡飯,路傍也有殘羹,野上也有餓莩;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,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(見《現代評論》二十一期)。所謂中國的文明者,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。所謂中國者,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。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,否則,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!

外國人中,不知道而讚頌者,是可恕的;占了高位,養尊處優,因此受了蠱惑,昧卻靈性而讚歎者,也還可恕的。可是還有兩種,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,隻配悉照原來模樣,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。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,到中國看辮子,到日本看木屐,到高麗看笠子,倘若服飾一樣,便索然無味了,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。這些都可憎惡。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伕含笑,便讚美中國人,則也許彆有意思罷。但是,轎伕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,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。

這文明,不但使外國人陶醉,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。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彆,使人們各各分離,遂不能再感到彆人的痛苦;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彆人,吃掉彆人的希望,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。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,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,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,被吃,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,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,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。

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,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。掃蕩這些食人者,掀掉這筵席,毀壞這廚房,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!
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九日。